清初的群臣议政制度是怎样的为何后期失去作

2024年02月21日优品资讯网

清初的群臣议政制度是怎样的？为何后期失去作用了？

满清初期的群臣议政制度，有些类似于内阁，这个议政制度在清朝初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期却慢慢没落，成为了老臣的养老院，失去了他原本的意义。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军入关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约一个半世纪里，由满洲王公、大员及个别蒙古、汉军旗人官员组成的议处国家大政的制度，也是重要的政务决策组织形式。它在后金、清初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越发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走向消亡。

皇太极统治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有了相对固定的议政地点，参会成员也更加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权力在逐步走向弱势。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设立，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国政的权限，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强权状态已明显缩小。虽然此时“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性质仍然未变，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但其权势始终在皇帝之下。大凡军国大事，都须由皇帝裁决。实际上，这种改变反映出皇太极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共治国政的抵触，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的权势，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如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剥夺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1630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大贝勒莽古尔泰也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降为一般贝勒。这样一来，皇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皇太极南面独坐，诸王大臣唯皇太极命是从。

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摄政，独当大权，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限制王公干政，进一步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集权统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后，有议政资格的王公大臣、贝勒贝子的势力得到恢复并壮大。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进入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职掌权限也显著扩大。举凡封藩建制、出师征伐、决科断狱、礼聘嗣典等，都在议处之列。同时，汉人范文程、安达礼、宁完我等也先后受命为议政大臣。这种调整有利于缓和满汉关系，稳定清朝政局。但是，从顺治某些政治举动，如削弱亲王贵族权力、亲掌上三旗等来看，流露出其对皇权被分割这一状态的不满与抗争。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消亡的时期。

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挑选亲信入值，使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亲自控制的核心机要秘书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核心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权。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实施高度集权的关键步骤。加之康熙一并采用了“内阁”“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中枢决策方式，同时重用皇子，使得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被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雍正在位期间，奏折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通过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大批地方官可以向皇帝直接报告，使得进一步抛弃满族早期民主共议制成为可能。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承旨遵办军政事务。同时，创建朱批密折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所，虽然名义上继续存在，但实际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出巡、旗务及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此，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颁布上谕，“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连具虚衔的可能都没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一律向皇帝集中。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军事民主的原始氏族遗风在政权机构中的反映，它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参与国政的制度，肇始于满清政权创设之初，体现了满洲统治者“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排他性。它伴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的政治变迁而发展变化，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和君主专政集权体制的加强，集体议政、权力分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必然走向衰亡。一起一落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从强势走向式微，也预示了清王朝鼎盛之时，便是议政制消亡之日。